聖保祿中學（圖片來源：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頁）

學校是一個甚麼地方？它是一個群體，透過教學者和學習者的承傳和互動中建立，培養人對人生和社會有批判性認識和探求，並德性和相關技能，實現人的潛能，從而尊重、維護和發揮萬物眾生的豐富性和獨特性。幼稚園、中小學和大學的重點各有不同，但他們都按著其群體、傳統和社會文化特性，以不同方法實現他們作為學校的召命。例如，聖保祿中學校訓是「為一切人，成為一切」；香港理工大學校訓是「開物成務、勵學利民」。就近日發生在這兩間學校的事，我們可以如何思考學校是甚麼？

二月廿八日，聖保祿中學有老師報警，欲趕走轉移至校門外面拍照留念的學生。校方解釋報警理由是學生阻街，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要評價報警的合適性，在於要理解這事是在甚麼場景關係發生、事件始末和本質，並報警是一件甚麼事。報警者和被舉報者是老師和學生關係，場景就是在學校門外。因當日是中六學生最後上課日，中六學生興奮地在不同角落拍照留念。話說學校不准學生在校內拍照，以致學生選擇在校門外。可能因此阻塞行人路，並考慮學生安全，經老師勸告後，學生沒有聽從。最後，老師選擇報警。

報警是一件甚麼事？第一，警察代表權力，公共認可的執法權力。每當有任何未能處理的人際糾紛，很多人會傾向報警，尋求警察協助調解。第二，因警察代表權力，所以，有人會以報警方法保護自己和他人，但同時，報警也是一種威嚇他人的手段，阻止他人的行為。第三，警察有權對違法事作調查，甚至檢控。所以，遇上違法事時，人沒有選擇不報警的理由。在情與義的選擇下，選擇報警是大義滅親。那麼，為何老師選擇報警？這是有效方法嗎？學生如何閱讀老師報警行動？這是大義滅親還是不信任？

報警的老師可能自覺沒有能力處理他認為不應該的學生行為。所以，他決要尋求警察協助。或許，報警的老師被太多聚集學生嚇壞了，並擔心學生會有意外。所以，報警是有需要的。另一可能，報警老師想要借助警察恐嚇學生。不論哪一個原因，這事件反映了一個令人擔心的趨勢。

第一，處理糾紛不一定要用我對你錯的對抗方式，可以考慮讓步和疏導等方法，即以不強化已激烈情緒為目的。例如，學校可開放校門，讓學生可選擇回校拍照，而不需所有人都要同一時間站在門外。這是老師缺乏變通能力還是僵化的學校政策所致（即校門在下午五時十五分關門）？又這是否學校沒有民主化下，學生在學校只有從屬關係？話事者永遠是校方，沒有學生聲音和參與？

第二，相對來說，報警可能是最簡單、最不需要動腦筋、最不埋身的處理糾紛方法。對陌生人或許可以報警，對不講理由者或許可以報警，但對自己的學生就需要額外小心，不但因為這會將一件可以有教育意義的事變成為執法事件，更因為這斷送了老師與學生建立的信任和理性。其實，這事不需要以大義滅親來理解呢！

或許，以上對報警的思考反映一個更大問題，即管理主義已慢慢主導學校，並取締了教育。管理主義的考慮是效率、角色清楚界定、控制風險。也因此，受管理主義主導的學校缺乏人情味、人性化關係，更談不上有寬容和體諒。所以，當焦點集中在報警的老師身上時，我們需要更多關注管理主義如何主導了學校，並從此塑造學校文化、老師專業和學生生活。

其實，報警可以是一件小事，但報警符號比我們想像中複雜。例如，在這事上，學生認為學校視他們為搞事份子。家長認為這傷害他們對學校的信任。事實上，報警符號比報警一事本身可能更影響深遠。考慮公關之餘，學校須要真誠向學生道歉，學生也學懂體諒和寬恕，從而見證這學校是一所追求德性的學校。
 

（文章原刊於《立場新聞》，蒙作者允准轉載。）

文章轉載於『時代論壇』，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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