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樂天攝／白夜媒體）

五年前雨傘運動至二〇一九年六月，發生了人大八三一規限了行政長官選舉的嚴格「篩選」、取消立法會議員與參選人資格、《國歌法》在本港立法實施等。這些施政失誤，資源錯配，直至「送中條例」推行，市民累積的憤怒便爆發出來，一發不可收拾。社會呈現世代矛盾，這同樣出現於地方堂會會眾之間。任何地方的堂會皆是社會的縮影；從歷屆香港教會普查數據反映，本地教會受社會負面影響，多於教會能正面影響社會。

筆者嘗試從運動中反映的世代差異，指出這些差異的價值不是對錯的問題；當掌權者，無論是社會或教會的，能虛心理解，接納差異，就能展示包容與多元，並化解不必要的衝突。當筆者論述世代差異，亦承認有些堂會不一定是兩極化，堂會領導與牧養也不應偏重某個世代或年齡層，不要非此即彼，乃是能正視差異，各按其需要而塑造空間，讓不同世代能共融於堂會，同舟共濟，互相欣賞與建立。堂會能展示不同世代、不同政見等皆能一起相聚，彼此結連，不分化、不割蓆，才能向社會展示真實的見證。

權力操控 vs. 時代革命

對五十後、六十後享受「收成期」的一代而言，他們經歷九七回歸，了解政治現實，港英殖民地年代也沒有民主選舉，港督也非一人一票選出。堂會成年會眾大多視「民主非絕對」，看經濟的安定繁榮重要過民主與人權。成年人現實是，知道「阿爺」不會俾的，不要據理力爭，否則只會「反枱」，「有得袋」就「袋住先」。

對年輕「後物質」世代來說，他們生長於網絡世代，重視的是平等對話，反對「由上至下」的權力支配。任何權力符號（如政府官員、父母、校長或牧師等），愈重視長幼有序、上下有別、「我叫你做」，帶來的必是強烈的反抗。當中央不斷收緊港人自由，強迫愛國教育，結果是更多「千禧後」否認國民身份。

教會領袖習慣了「強勢領導」，不容異議，不能讓步，就如林鄭一樣，根本不能有效與年輕世代對話。青年信徒重視開放、民主及參與；然而不少堂會管治文化卻是封閉型。身處這類堂會，回到堂會是壓抑文化：不要談目前社會發生的事件，一談就會帶來撕裂，於是信徒交往只停留於表面相安無事便足夠。

成年會眾適應了公司與堂會裡的權力遊戲；「誰大誰惡誰正確」。教會領導層「權在我手」，保持現狀，盡可能避免衝突。一旦遇到爭議，典型反應不是思考可否修改政策或做法，乃是視之為「挑戰權威」的不服從。

有部份成年人理解當前整場運動，是這些青年「暴徒」背後一定有外國勢力或本地港獨份子幕後策劃與組織，方能動員眾多群眾參與。政府官員、建制派人士、部份教牧與長執、成年信徒等，不了解網絡年代，「連登」討論區（LIHKG）與Telegram等「沒有大台」（如有大台，早已全部收押）的自主運作。

可惜至今，中央政府、特首官員、警隊，特別是有權有勢人士，誤判局勢，藥石亂投，以濫暴來止暴制亂，結果是抗爭加劇，年輕世代更仇視這個失治的政權及警察。不少民調反映，市民對政權與警方的信任度大幅下跌。

安居樂業 vs. 五大訴求

當李嘉誠向中央及特區政府勸導「網開一面」，內地與本港有輿論則把社會矛盾指向地產發展商。面對《收回土地條例》的政治壓力，「識做」的地產商如新世界便宣佈捐出農地建屋，不想成為這場社會運動的「替死鬼」。

大多成年人普遍接受的論述，就是「中環價值」（經濟發展至上），其他一概要為「經濟」服務。香港的城市精神，基本是「經濟性」。《城市的精神》（The Spirit of Cities）這樣形容本港為「享樂之城」：「簡言之，香港回歸以後變得更加資本主義了，因為行動場地對中國企業主和經營者更平等，或者對資本家更平等。」（189頁）無疑，年輕世代確實反對「地產霸權」，也反對「明日大嶼」及其他大白象工程。年輕世代要不吃不喝不消費20.9年才能買樓（二〇一八年數據）。不少年輕人要靠父幹，才能置業成功。

不過，是次社會運動，如同五年前雨傘運動一樣，主因不是示威者買不起樓、找不到工作或未能達成個人理想而參與持續百多日的抗爭。民間餘下的四大訴求仍是：反對定性暴動、釋放抗爭者及撤銷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實行雙普選。五大訴求現時只爭取得「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其他未能爭取，沒有任何一項是與經濟民生安居樂業相關。

當政府及輿論嘗試轉移視線，把政治矛盾變成經濟課題與房屋問題，根本不能化解矛盾，對症下藥。沈旭暉指出：「港人的追求，早已由『生存』轉化為『生活』，就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民主，也一向更重視個人權利、自由主義、社會正義、多元文化、全球倫理等後物質價值觀。仍是以『談飼料』、『談生存』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止自欺欺人，還是進一步撕裂社會的手段。問題是認同後者價值觀的，卻是一國框架內的絕對主流。而形勢發展下去，利用舉國體制的價值觀，以泰山壓頂之勢，稀釋香港核心價值，逐步成為指導思想，結果只會把香港變成徹頭徹尾的『文明衝突撕裂社會』範例。」（〈下一步，怎樣？文明衝突與香港秩序的重建〉，《明報》，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政府不正面回應這四大訴求，不作退讓，年輕世代不會甘心罷休。即或政府能高壓地短暫平息動亂，抗爭之火種已不斷蔓延，一有機會就會自動爆發。政治問題需要政治對策來解決。

見好就收 vs. 敢作敢為

成年人的政治講求現實與妥協，見好就收，有些認為政府已撤回修例，作了讓步。但對抗爭者而言，不斷有手足被濫捕、被虐打，甚至懷疑有手足「被自殺」。這些衝突全因缺乏政治智慧之林鄭而起——八成民意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七成多認同重啟政改、支持雙普選。（參李立峯〈是兩極化還是一面倒？當下香港民意的共識〉，《明報》，二〇一九年九月廿六日）

林行止讚賞這些年輕人不夠世故、不計「機會成本」、率性、敢想、敢作、敢為，他們是特區特產。李怡則這樣評論：「年輕人不是爭他們個人的出路，而是爭整個香港的出路。如果認為給他們一點個人利益，他們就會滿足，就會退卻，那是太小看他們了。」（〈藥石亂投〉，《蘋果日報》，二〇一九年九月廿五日）

成年信徒想運動早日結束，社會回復安寧；年輕信徒則視死如歸，退無可退，再也回不去了昔日的場景。自認「廢老」牧者，我只能作的，不是指指點點、譴責錯失，乃是體諒同行、包容過失。當有信徒非議我為何不譴責所謂「暴徒」破壞港鐵設施或其他公物、跳閘不買票等不當行為，我認為只能在「不對等的暴力」下，同情那些承受更大暴力傷害的年輕示威者。上主的公義，從來是偏向那些真正的無權者與弱者。神主動與窮人同行，多於與有財有勢人士同行。

我喜歡羅斯福於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一九一〇年四月廿三日）演講的一段話：「榮耀不屬於批評的人，也不屬於那些指責落難勇士，或挑剔別人哪裡該做得更好的人。榮耀是屬於站在競技場上的勇者，屬於臉上沾滿塵土與血汗而英勇奮戰的人。他有時會犯錯，甚至一錯再錯，畢竟錯誤與缺失在所難免。但他知道要奮戰不懈，滿腔熱血，全力以赴，投身崇高志業。他知道最好的結果是功成名就，即使不幸落敗，至少他放膽去做了⋯⋯」（Brene Brown著，《脆弱的力量》，23頁）

即或整場運動失敗，年輕抗爭者「放膽去做」，敢發夢，敢想像，終必會於香港及中國歷史留下精彩的一頁！

結語

我明白抗爭不全是世代差異，也有成年長者如同年輕人一樣，全情投入整場運動。筆者籠統地論述世代差異，不想簡化地說「成年人對、青年人錯」，或二選其一。了解差異只是真誠對話的開始，當成年既得利益者能放下權力與利益，釋出善意，重建信任，假以時日，必能得到年輕世代的尊重。

倘若在位領袖，執著不放，依然故我，對立相爭的情景必繼續存在。新世代的新常態是「改變」，不能作出改變，就不能承載差異，擁抱衝突。求主憐憫！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文章轉載於『時代論壇』，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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