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啟明運動，以脫除無知和迷信為口號，高舉理性，實際上有極端的反宗教傾向；當然，同時也要求解除宗教的束縛。

早在十九世紀初的英國，衛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提倡禁止黑奴法案；並且要求上層社會人士，領導道德改革，看顧貧窮，遵行“真實基督教”。當時的墨爾本勳爵(Viscount 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譏諷說：“宗教影響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衛博福靠聖靈的大能，鍥而不捨，廢奴法案終於在英國國會通過頒行。

大西洋對岸的美國，自始就以熱心宗教知名。但在廢除奴隸制度的事上面，落在舊大陸之後。更怪異的是，熱心宗教的南方，是蓄奴並維護那邪惡制度的地區。這實在有力的說明二件事：宗教和道德脫節，而且重視眼前的經濟利益，過於遵行真理，甚至不顧討上面的神喜悅。

美國的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1809-1865)，是眾所週知“誠實的亞伯”。他堅持人類平等的原則，進行解放黑奴的南北內戰，雖然犧牲慘重，卻達成了道德的勝利，存留不朽。他說：“我們要有信心，正義產生力量，我們要秉承這信心，照我們所了解的，盡我們的責任，堅持到底。”在那次戰爭中，正如林肯所說的：南北兩方都宣稱是基督徒，用同一本聖經，卻打得那麼厲害；是百多年來累積的不公義債務，必要用血償還！可見人熱心宗教，並不都能正確的衡量道德責任。

二十世紀初，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1856-1924)，倡導道德，對組成國際聯盟影響最大，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國聯未得國會複決認同，以致軟弱乏力，但已使世界上的人稍獲蘇息。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釀成，當時其他的政客應該負責。

大戰之後，各國筋疲力盡，國際政治是對抗，冷戰，姑息，妥協，只是道德少在考慮之列。

美國前副總統韓福瑞(Hubert Humphrey,1911-1978)說：“美國的政治路線，應該是快樂的政治，有目標的政治，和歡喜的政治。”在他著名的1968年演講中表明，這樣的思想範疇，說明戰後人心空虛，沒有將來的盼望，只求享樂，道德不是首要的考慮，而且沒有甚麼地位。這是美國墮落離棄道德的又一里程碑。

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特總統(James Earl Carter,1924- )，是二十世紀後半偉大的美國政治領袖。雖然沒有多少可宣傳的動人建樹，但他持守原則，不求赫赫之功，誠實不偽，是國人信賴的道德表率。

還只是上一代的事：天主教徒和離婚的人，不必指望當選美國總統。到若望.甘迺迪(John Kennedy,1917-1963)成為最年輕的總統，在任只一千多天遭暗殺，舉國哀痛，至今懷念。列根(Ronald Reagan,1911-2004)有離婚紀錄，卻當選並成為最受愛戴的總統。這些事實說明，教派和品德已經不是必要的考慮。

當然，兼有信仰和品德，而有能幹的聖徒政治，最理想不過；但如果不能俱備，馬丁路德說過：“我寧願被賢能的土耳其回教徒統治，而不願受無能的基督徒統治。”也許，這話並不是全無道理，可能是他鑒於當時有些昏庸的當政者，使他失望才這樣說。這就如你有一大筆錢，考慮交託一個能幹的非基督徒經營管理，還是交託一個號稱基督徒，卻不懂計算，也沒有信譽的人？不過，在歐美民主國家，不會有這樣選擇的必要。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福音派的興起，使政客們覺悟到宗教還是有利用價值。但可憐的現象是，他們標榜信仰，而不強調品德。所謂“道德多數”的組成，只是把靜默的基督徒，變成活躍的政治工具，對人民的道德生活，並沒有改進。

有野心的人，把反對墮胎與同性戀，當作吸引保守信仰群眾的方法，卻沒積極的有所作為。搞了二十多年，政治口號仍然是口號，結果並無絲毫的改變：其實，有許多事，只要以行政命令，就可以奏效的，他們偏要弄成憲法問題，曠日持久，一無所成。如果林肯總統只這樣喊口號，當然不會有南北戰爭，黑奴也仍然將在白主人鞭子下呻吟。口號絕不能改變現實，要有信心的行動，是無可代替的。

“關注美國政治趨勢，使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越來越不管道德。近年來，更急劇的滑向下坡。”法國史學家兼政論家陶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