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的話：《差與傳》中的《菊與刀》

香港靈糧堂_朱嘉豪傳道

1. 《差與傳》的源起
二零二一年的此刻，就像平行宇宙一樣，世界正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際，日本東京也舉行原是四年一屆的奧運會。一邊廂，人正為着生命的苦難而痛苦掙扎求存之際，另一邊廂，人又為運動健兒努力付出而歡呼喝采。也許總有人會問：日本甚麼還要在這個時間，堅持、甚至固執地舉辦一個世界性又充滿危險的運動會？這使我想起《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門夫人與她丈夫查理‧考門，夫妻二人遠渡重洋從美國到日本宣教的事蹟，並委身基督，熱忱於差傳宣教，一九零一年懷着對東亞的負擔，賣掉家產，在無後援的情況下來到東京，設立中央福音傳道 館，與舊日慕迪聖經學院同學中田重治在日本佈 道。接着，他們成立東京聖經學院，培養本地人才，並創辦差會「遠東宣教會」（OMS），以東京為據點，向韓國、中國等亞洲地區宣教。聖經說：「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14-15節。在這裏，保羅將「差遣」和「傳道」分開來說，顯然表明了福音進程，超過我們想象之外。經歷百年，日本仍然是屬靈國度需要攻堅的地方。

2. 《菊與刀》的由來
時間回到主後一九四四年，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Fulton Benedict）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進行了對日本民族系統性的分 析。作者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 the Sword）成書於一九四六年。

到了今天，作為香港人，曾幾何時享受着日本道地美食，被她宜古宜今的文化吸引，留影在櫻花樹下，整潔的街道，有禮的路人，那裏的生活氛圍令人趨之若騖。但當談到傳福音給日本人，卻又舉步維艱，寸步難行，何以至此？保羅說得好：「向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做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做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20-23節。原來旅遊和生活是完全的兩回事。差遣和傳道更需要我們放下文化的框框，重新又深入去認識一個異地的國度，「向甚麼樣的人，我就做甚麼樣的人。」一直催逼着我們作出更新和變化，去察驗何為神的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菊與刀》象徵日本人的性格以及日本文化的雙重「面向」，就如同美麗的菊花與銳利的刀一般，菊之優雅，刀之武力，如此的極端，又融合得如此令人嘖嘖稱奇。「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徵，（唯美又黷武、有禮卻好鬥、喜新而頑固、呆板而善變、服從卻不馴）。由此進路，此書分析了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對日本人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影響。

3. 《差與傳》的福音進路
因此在二戰結束後，德國的領袖多次為戰爭帶來人類的痛苦向世界不同的國家認罪時；日本卻希望能從戰爭的失敗中重建國民的信心，再次在世界的舞台上奮勇站立起來，這就讓《菊與刀》提出了日本「恥感文化」和西方「罪感文化」價值體系的截然不同，書中提出「與其說他們（即指日本人）重視罪，毋寧說他們更重視恥…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比起命定的罪孽，日本人價值判斷來自外面的人。人之所以感到羞恥，是因被譏笑和排斥，但是羞恥感是對別人批評的反 應，需要有外人在場，只要不法行為沒有在公開場合暴露就不必懊喪，坦白承認只是自尋煩惱。這使人聯到聖經也提到人的羞恥感：「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創二25節，會否也是其中一個福音進路？讓日本這個民族再一次聽到神的呼喚，聽到福音，得着永生。

圖片來源：https://www.ppsport.com/article/news/206849.html

原文鏈結：http://www.lingliangchurch.org/cm/defaul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