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樂天攝）

二○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我們經歷過暴徒多次衝入旺角及金鐘佔領區，對示威人士施暴。警方在現場捉走了滋事份子，卻被拍到竟在後街放人。

二○一九年，香港因「反送中」，再次爆發示威事件。有人喜見香港人的抗爭意識強了，也智慧多了。然而滋事的暴徒也進化了，更暴戾了！七月廿一日晚以後，半夜於元朗所見，是震驚全港的畫面！暴徒集結於西鐵站，進入大台、月台甚至列車內，不論市民還是示威者、記者、立法會議員，就連孕婦，總之無差別，見人就打！有影片拍到，有警員見到暴徒後便調頭離開；有市民指致電報警被「cut線」；元朗和天水圍警署被市民拍攝到落閘情況。結果，一個多小時後才有警員到達現場。

又有記者拍到有位立法會議員當晚在元朗，與手持武器的白衣人拍照握手示好。

我們不但被暴力圍堵了，奸惡更似乎肆無忌憚地橫行！竟有白衣惡棍當街打人，更衝入港鐵列車行兇，完全無法無天。

我們可以做甚麼呢？

團結合一：

其實以暴徒來襲擊示威者，及警察怠職，都是以「爛仔」的思維和手段來展示「下馬威」及作出威嚇。但對現在的香港人而言，我認為只會弄巧反拙，大家不但不會知難而退，更會激發示威者的抗爭意識。面對「爛仔」，抗爭者定必比之前更團結，更堅定。

抗爭者一方適宜繼續多方面的配合，但不要感召不適合人士到危險的地方，因現在對方不再只是挑釁，而是「收錢做嘢」，見人就打。

作靈性的教導：

面對當下的處境，因為我們都是有靈的活人，所以靈性塑造與牧養最為重要。例如為著受傷者、為香港，我們會哀慟。哀慟不一定是唯一，但這是必然產生的靈性。感恩的是八福說：「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五4）

除了哀慟，還有其他靈性的強調和關注，例如對待人真誠及對真實性的執著與堅持；對良善、仇恨和暴力的理解。不要再離地地去理解靈性操練只在於避靜親近上主，其實更是關乎在場時自身及即時的應變，造甚至是左右整場運動的重要元素。也要更加愛惜生命，不要選擇犧牲，讓生命在逝去的一刻才發揮作用。

敢作同行者：

教會和牧者應該積極重新思考在社群中的角色。不少堂會慣了所謂「聖俗二分」的心態。就算傳福音，也往往帶著「我啱你錯」、「我有好消息要畀你」的優越感；而教牧一向以帶領和教導的角色走在人群當中。要與現在進步神速的香港示威者同行，教會更要努力學習被帶領和被教導，牧者要接受自己的限制，容許被信徒帶領，努力地聆聽，多作守護和支援，不論斷地同行。

對威權的抗爭是漫長的運動，當衝突事件愈來愈多，也愈來愈激烈時，我們心存盼望，但不要再將社運浪漫化，要有準備付代價的靈性。教會及牧者，不要再只顧堂會自身的發展，也不單要守護香港人的安全和良知，更要有前瞻性的想像：盡量了解時局的發展，想像教會在香港，及自己堂會在社區中的角色，然後為此作好準備。

面對暴力的步步進迫，及長久戰的考慮，要將抗爭的戰線擴大延長，不要只著重前線及現場，輿論和後勤支援也是非常重要的！信徒未必需要做前線的勇士，卻可以做鍵盤戰士，或心靈支援等後勤工作。

譴責邪惡：

在輿論或社交媒體作見證，並不需要雕花龍鳳，只要跟一般生活見證一樣：「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便可。

就七二一／七二二元朗事件，牧者和基督教群體理應出聲指摘當中明顯的邪惡！我認同朱凱迪的說明：何君堯不是一個人，我也不認為焦點應該集中於他身上；他的表現和行為反映出一種香港沒有可能接受和容忍的卑劣風氣和現象：在位的議員，在公眾地方，公然地肯定惡勢力，事後公然地撒賴，肆無忌憚地作惡！這是非常具體的邪惡。想到作為世上的光，教會作為燈台，理應正面嚴厲指摘並阻止這種邪惡意識形態滋長！

有人認為指摘的作用不大，反正這種恃強凌弱是阻止不了。但經過本來打算粗暴地通過的《逃犯修訂條例》也被團結的香港市民返得「壽終正寢」（記住，還未撤回），教會就不要也輕看自己了。不過更重要的是，教會一向都是應該視果效為其次，使命為優先考慮！否則，不計成本的佈道會和宣教基本沒有存在空間。

另外，也請別再使用「為了牧養不同立場的人，教會要保持中立」這種推卸責任的語言偽術！聖經的教導，從來都是教導我們要有立場：「學習行善，尋求公平，幫助受欺壓的，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賽一17）保護有需要的，站在被欺壓的弱勢，本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應該要持平真實：盡量情理兼備，有證有據；而非所謂中立的騎牆！

所以，譴責邪惡，是信徒應有的責任和態度。

（編按：標題為編者所擬。作者為傘城網上教會〔UCC〕牧者。聯絡：傘城網上教會專頁）

文章轉載於『時代論壇』，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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